​扬州八怪是哪八怪（清朝扬州八怪主要代表是谁）

扬州八怪是哪八怪（清朝扬州八怪主要代表是谁）

清朝中期，在扬州地区活跃着一批书画家，他们精通诗、书、画、章，作品风格鲜明，不拘古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扬州八怪是哪八怪

这些画家中，以金农、郑燮、黄慎、李鱓、李方膺、汪士慎、罗聘、高翔等八人最为著名，被称为“扬州八怪”。扬州能和“八怪”相联系，不靠直播，靠人文。

政风宽松

清朝建立后。康熙和雍正两朝为巩固统治，打压汉人，镇压异见，大兴“文字狱”。乾隆即位后，一方面继承了前朝的高压政策，加强文化控制，另一方面采取怀柔措施，拉拢汉族精英，缓和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

扬州远离京城，清初又曾遭到清军重创。乾隆六下江南，每次必经扬州。

他对死守扬州的史可法给予了高度肯定：“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称赞他是“一代完人”。扬州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八怪”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经济基础

扬州，又称广陵，始建于公元前486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它东连大海，西溯长江，北上江淮，南下闽越，又有运河之利，历来是交通枢纽和漕运咽喉，《唐会要》评论：“广陵当南北大冲，百所集。”

西汉时期，吴王刘濞利用扬州临海的优势，“煮海水为盐”，有了盐业的蓬勃发展，扬州的经济迅猛发展。《旧唐书》称扬州：“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其富庶可见一斑。

唐朝文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直言不讳地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日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

时至元明时期，两淮盐场的产量，已居全国各盐场之冠，而扬州有着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了盐业运营中心和东南重镇。清初，扬州罹遭十日屠城浩劫，经济凋敝，人口锐减。

康熙在位期间，数次要求“恤商裕课”，又派“廉干之士”整顿盐政，扬州随之繁华重现。雄厚的经济实力，培植了“扬州八怪”产生的土壤。

社会认同

艺术作品的普及离不开社会的认同。据统计，乾隆年间全国新建书院1139所，修复重建书院159所，修整其他类似书院的教育机构不下2500所。书院的兴盛，既为各阶层培养了大量人才，又提高了人们的文化修养。

扬州盐商闻风而动，竞相出资修建书院。雍正年间，两淮盐运使高斌指出：“扬州故属郡治，两淮商土萃处于斯，资富能训，英才蔚起，咸踊跃欢迎，原光盛典。”

先后修建了安定、梅花、广陵、江甘等书院，同时，盐商还资助经费，保证书院和学生的日常开销。

在官方和盐商的带动下，书院聘请有真才实学的名士主持讲席，吸引了四方学子前来求学。扬州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振，民间的精神追求也与日俱增。

当地民谚有云：“堂前无字画， 不是旧人家。”康熙两位皇帝南巡扬州，极大地刺激了当地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有需求就有市场，各地艺术家纷至沓来，清朝戏曲作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透露，当时各地旅居扬州的画家有102位，书法家有67位。

“扬州八怪”中，郑燮、李鱓、罗聘和高翔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金农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经了康雍乾三朝。黄慎擅山水、人物、花鸟，出生在福建宁化。

李方膺“有惠政，人德之”，生于江南通州（今江苏南通）。汪士慎安徽休宁人，后寓居扬州。可见，“八怪”中有一半来自于外地。社会广泛共鸣，是“八怪”创作的内在动力。

盐商推动

盐商是“扬州八怪”发展壮大的主力。在历史上，商人位列“四民”之末，被官僚世俗所轻视。乾隆年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与文人墨客举办“红桥修禊”盛会，但规定“凡业鹾者不得与”，而民间则将盐商叫做“盐呆子”，嘲讽他们腰缠万贯却缺乏修养。

金钱和地位的反差，迫使盐商采取措施，力图改变现状。他们聘请名士为其作画、写联、题匾，借此提高自身的身价。黄慎长期得到盐商李氏和汪璞庄的资助，他有感而发：“相对每逢风雨夜，携衾抱枕即吾庐。”

《清稗类钞》中记载，马曰琯曾出银三百两，为郑燮还债修房。汪士慎长期住在马曰琯的书屋，因马家小玲珑山馆有个七峰草亭，汪士慎自号“七峰居士”。

上图_ 郑燮 (郑板桥) 《难得糊涂》

上图_ 郑燮 (郑板桥) 《吃亏是福》

盐商对“八怪”的不止于此。商人程羽宸出资1000两，为郑燮迎娶了饶五娘。

黄慎“赴友人饮，见其邻腐肆之妇而悦之，囊无资不能致也。乃画一仙女， 张之装潢之肆。盐商以种值购之， 不可。问其所欲， 则以实告，商因买腐肆之女易之。”

此外，汪士慎的《巢林集》和金农的《画竹题记》等也在盐商的资助下，刊印发行。

此外，盐商的收藏之风对“八怪”有着间接的影响。乾隆38年（公元1773年），朝廷编纂《四库全书》，马曰琯借机进献古籍、书画、法贴等艺术品776件。而盐总安麓村专嗜字画，收藏了陆机《平复贴》、王羲之《袁生贴》、苏轼《寒食帖》、展子虔《游春图》顾恺之《女史箴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

“八怪”常在盐商家中观摩，学其所长，画艺精进。扬州良好的文化艺术氛围，为“八怪”的艺术研究和创作提供了空间。

书画创新

“八怪”的产生，和当时书画的创新潮流密切关联。清初，画坛崇尚“拟古”之风。徐谓、朱耷、石涛等人对这一萎靡之风深感不满。

徐谓强调独创精神，注重写意神似。郑燮对此深表赞同，他刻有“青藤门下牛马走”的印章，以示对徐谓的尊敬。

朱耷的“白眼向人”画风笔墨老练简洁，构图独具匠心，形象夸张生动，他的水墨图倍受“八怪”推崇。石涛主张“笔墨当随时代”，应“无法而法，乃为至法”，进而“一画之法，乃自我立”。

石涛晚年在扬州卖画为生，与小46岁的高翔（号西唐）结成“忘年交”，高翔“与僧石涛为友。石涛死，西唐每年春扫其墓，至死弗辍。”足见石涛对高翔影响之深。

“八怪”汲取了徐谓、朱耷、石涛等人的理论精华，终成具有创新精神的书画家群体。

“扬州八怪”的兴起，和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不但有历史的必然性，还有发生在扬州的偶然性。

“康乾盛世”带动了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扬州作为东南重镇，盛世的发展基因必定融入当地的文化内涵之中，彼此传承，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