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奇案刺马案来龙去脉（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当街刺死）

晚清第一奇案刺马案来龙去脉（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当街刺死）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在金陵校阅场查看了军队的训练后在护卫陪同下返回总督辕门，返程途中一士兵模样打扮的男子从人群中冲出后跪倒在地，手举状纸大声喊冤。在清朝，老百姓可以拦路告状，即使是马新贻这样的封疆大吏遇上这种事也要上前接状。然而就在马新贻上前准备接过状纸时，这名男子从怀中掏出匕首向马新贻的胸口猛的刺去，由于事发突然，马新贻大意了没有闪，只听这位封疆大吏啊的一声惨叫后便倒在了血泊之中，人群立刻乱作一团，但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这名刺客并没有趁乱逃走，反倒是站在原地不动，在被随行护卫抓住后高喊“我是张汶祥”（本名张文祥，被清朝刑部改为“张汶祥”，因古人将水与匪盗联系在一起）。这便是发生在“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中的一幕。《刺马案》情节离奇，案情扑朔迷离因此被称为奇案。下面我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刺马案》的前因后果。

想要搞清楚《刺马案》的前因后果，我们首先要先认识一下案件的受害者也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两江总督马新贻。马新贻是道光27年（1847年）的三甲进士，他所在的这一科可以说是晚清科举明星榜，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1847黄金一代”。这一期明星榜上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威名赫赫的重臣，诸如李鸿章，沈宝珍，郭松涛，张之万。马新贻与其他人比起来一没有显赫的家世，二也没有特别出众的能力，但是却官运亨通。在当时太平天国起义的大背景下，他凭借着和太平军作战的战功在十多年间就做到了安徽布政使，这样一个从二品的官职对于绝大多数官员来说就已经是天花板了，如果个人没有极为出众的能力再加上祖坟冒青烟的运气，要想再晋升一步成为巡抚总督这类的大员是绝无可能。但马新贻好像是天选之子，就在他当上布政使的第二年就又被破格任命为浙江巡抚。但这还不是马新贻在官场上所能到达的巅峰，仅仅在四年之后，马新贻又被直接被提拔成为朝廷九大总督之一的闽浙总督，成为了一名正二品的封疆大吏，而这一年马新贻仅仅47岁。马新贻的任命状下来后朝野上下也都议论纷纷，因为凭借马新贻的能力和家世背景是不可能在官场上到达如此的高度。因此了背后肯定有贵人相助，而这个贵人这个人就是当时清朝这艘巨轮的掌舵人——慈禧。而慈禧为什么会亲自培养提拔马新贻呢？原因只有一个——制衡和削弱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曾国藩像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曾经引以为傲的八旗铁骑加上绿营兵面对洪秀全率领的农民军却局溃不成军，清朝眼看就有亡国的危险，朝廷不得已开始允许地方组建军队来帮助剿灭太平天国。这些地方军里面曾国藩建立的湘军军纪严明，骁勇善战，十几年的时间里几十万湘军官兵遍布南方半壁江山。并且湘军是按照血缘和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他们只听命于曾国藩曾大帅，可以算得上是曾国藩的私人军队。在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的声望和权势都达到了顶峰，可以说的上是功高震主。他以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的身份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获封“一等毅勇侯”。长江中下游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恐怕自清朝建立以来无论满汉都没有一个大臣能像曾国藩这样可以手握如此巨大的实权指挥如此庞大的军队。并且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湘军已经演变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派系，十几年的时间里湘军派系一共走出了3个总督，9个巡抚。并且据说在剿灭太平天国前夕，湘军将领曾在安庆密谋要推举曾国藩称帝，准备上演一出清朝版的“陈桥兵变”，结果因曾国藩本人不配合才没有成功。湘军除了靠战争在官场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在经济上湘军也靠战争大发横财，传说太平天国在南京有一圣库（也就是国库）汇集了太平军从全国各地抢来的金银财宝。湘军攻克南京以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先领军入城。在他后来向朝廷的呈递奏折中却说圣库里面空无一物，但是与此同时湘军又开始大批大批的往湖南老家运东西，让人不得不感到可疑。另有传说曾国藩的家人从南京离开时运送物资的船只就有数艘而且吃水颇深，护送人员更是多达200多人。以上种种原因加在一起，哪怕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帮助慈禧剿灭了洪秀全，可是在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看来曾国藩也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洪秀全，并且战斗力远远在洪秀全之上。因此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此时就成了慈禧的心头大患。所以慈禧需要一股新势力来制衡和削弱曾国藩以及他的湘军，并且这股新势力在有能力和曾国藩形成制衡的情况下还要保证能听命于慈禧能被牢牢的掌控在手中。而马新贻又恰好能符合这些要求，第一，马新贻有和太平军作战的经验，有能力管理军队，立下过不少战功，提拔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服众。第二，马新贻不属于湘军派系的人；第三，马新贻曾做过曾国藩的下属和湘军有一定的交集；第四，马新贻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没有自己的势力，没有靠山和背景，他只能听命依靠于提拔他的慈禧。

由于以上说到的这些原因，马新贻的升迁之路犹如坐上了火箭一般。同治二年（1863年）马新贻升任安徽布政使，同治三年（1864年）升任浙江巡抚，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闽浙总督，同治七年（1868年）升任两江总督，兼南阳通商大臣，一跃成为了当朝最年轻的一品大员。马新贻现在可以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但是他的心里面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心很清楚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慈禧给的，慈禧之所以要给他这些，就是要让他打击和瓦解湘军集团，他也更清楚仅凭借他一人之力单挑整个湘军集团的路是苦难重重，搞不好还有丧命的风险。因此他在去福州上任的途中回了一趟菏泽老家祭祖，并叮嘱兄长“愚弟此去吉凶难料，万一不测万不要到京告状，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所以马新贻这次是做好了不能活着走出两江的准备，但是他也知道只要有一分的希望，就要付出一百分的努力奋力一搏才能换取一线生机。而此时的曾国藩非常清楚慈禧空降一个马新贻来接任自己的目的，但他仍然接受了调令。但他手下的湘军面对这样一个空降来的上司有着非常重的抵触情绪。马新贻上任后立即着手开始了削弱湘军的计划，他首先上奏疏以“治下兵马虚弱，不足以保境安民”为理由，奏请从各地挑选精兵强将整编新军。慈禧见到奏折后大笔一挥批准了这个奏折。按理来说新上任的总督要编练新军不是什么大事也合情合理。但是当时太平天国基本被剿灭，朝廷下旨让曾国藩整顿湘军，其实就是要变相的裁军。曾国藩顾全大局遵旨照做，此举在湘军中引起很大争议。但是凭借曾国藩的个人威望，被裁掉的人只能暗发牢骚。马新贻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招募新军，装备和待遇都比湘军还要高，这样一来就引起了被裁的湘军的不满。少数被裁湘军开始干起了烧杀抢掠勾当。于是马新贻让他的亲信袁保庆带领新军镇压这些散兵游勇，袁保庆下手果决狠辣一旦发现这些散兵游勇立即就地正法。因此湘军都视马新贻和袁保庆二人为眼中钉肉中刺，说起这个袁保庆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但他有个过继来的儿子你肯定知道，名字叫袁世凯。

马新贻上任一年半后，也就是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在观看了新军的操练演习后在返程途中发生了意外遇刺于第二天身亡，也就是文章开头讲的那一幕。这样一来马新贻也成为了清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在任期间遇刺身亡的总督。马新贻死后江宁将军魁玉连夜起草奏折加急发往京城，同时魁玉组织了一大批官员连夜进行审讯，两江总督本身就是封疆大吏朝廷一品大员，而且马新贻还是慈禧亲自指派的心腹爱将。因此大家都是不敢有丝毫怠慢。但是他们心里也都清楚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有人主使，那么最有可能主使这件事的人会是谁呢？结合前面讲了那么多的内容，大家应该也能猜到主使最有可能就是来自湘军系统的人。但大家也不敢深入去查，如果真查的太深了，搞不好自己也得挨上一刀。五天后魁玉的折子被送进宫内，慈禧知道此事后十分震怒，自己苦心栽培多年的爱将，亲自指定的两江总督光天化日之下在总督衙门口遇刺身亡，这简直就是打慈禧的脸，朝廷随即连发四道圣旨，第一道圣旨命令魁玉率领地方官员务必查出真相严惩凶手；第二道圣旨让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到任之前由魁玉代行职务；第三道是密旨密发安徽巡抚英翰，命令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不要闹出别的乱子来。第四道圣旨命令魁玉查出此案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张汶祥行刺的理由，第二是其幕后主使是谁。从这里可以看出从朝廷到地方都认为此案一定有幕后主使，从作案的策划以及张汶祥的身手来看这绝不是寻普通人所为。虽然圣旨给魁玉下了死命令，但魁玉深知背后水太深，自己想要安全的趟过这趟浑水不太可能，因此对张汶祥的审讯是外紧内松，表面上组织人手每天加班加点实行“996”工作制度对张汶祥对进行审问，但是却并没有对案件本身进行更深一步的调查。而张汶祥除了承认自己是凶手以外，对其他问题一概是答非所问，装疯卖傻，对背后是否有人指使这个问题是避而不答，更是指名道姓要求曾国藩和刑部尚书郑敦谨来审理才愿供出实情。这样一来案件的办理进度自然相当缓慢，这也引发了朝廷的不满，隔三差五就发旨督办此案并对魁玉等人进行申斥。在朝廷的压力之下，魁玉于一个月之后上奏报告案件审理进度，但在奏折中只提到案犯张汶祥是太平军余孽就再无其他有价值的信息。朝廷对于这个调查进度是大为不满，又再次发旨督促魁玉加紧办理此案。而这边为了让张汶祥说实话，他们把张汶祥的儿子和两个女儿抓到南京来当着张汶祥的面使用了大刑，结果没有想到张汶祥是六亲不认，根本不在乎儿子和女儿的死活。他反反复复就一句话，马新贻是自己杀的，现在只求一死。在连日的审讯之下，张汶祥无意说了一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句话说明张汶祥是受他人指使买凶杀人并且可能是早有预谋。眼见审讯许久都没有进展，马新贻的亲信孙衣言提出要对案犯本人使用大刑，但审讯负责人梅启照和其他人都表示反对，理由是张汶祥如果是受人指使，那幕后主使现在肯定想杀人灭口，一旦动刑留下伤口便给人动手脚的机会。而且如果用刑不当导致案犯死亡那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当然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借口，更重要的原因怕动刑后案犯供一些什么来涉及到了湘军就不好办了。

与此同时，朝廷在9月5日就下旨让漕运总督张之万去南京和魁玉共同审理此案，这个张之万你可能不认识，但是他的堂兄你肯定听说过，那便是朝廷重臣张之洞。虽然与张之洞这个实干派是一家人。但是这个张之万却偏偏是个躺平派，此人为官佛系因此他压根就不想趟这浑水接到圣旨后便磨磨唧唧不肯动身。而魁玉正好以等钦差大人来后听从钦差大人指挥为由，便放松了审讯。慈禧得知后大怒，于9月18日又下谕旨让张之迅速赴审不得稍有延迟，让魁玉不得以等候张之万为辞抓紧审讯，而且让他们“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9月25日张之万到达南京，当晚魁玉率众官员给张之万接风洗尘，席间马新贻的下属孙衣言和袁保庆多次向张之洞提出来要对张汶祥动用大刑，而老油条张之万是没有正面回应，就嗯嗯啊啊的给敷衍过去，席间大家推杯换盏说着客套话场面话，对审案之事并没有多提，散席后魁玉，梅启照，张之万留下来商量如何审理此案，梅启照说孙，袁二人的话绝不可听，他们为报私恩不顾大局恐节外生枝激出乱子，绝不能让他们对案犯动用大刑。魁玉说到但盼涤相早回南京才好，这个涤相指的是曾国藩。考虑到曾国藩是湘军首领，他乃是处理此案的最佳人选，因此朝廷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曾国藩向朝廷请辞两江总督没有被批准，在天津把公案处理完结后还要入京请训，这一来一回赶到南京审理此案至少需要两月的时间。因此张之万几人决定把此案拖到曾国藩到任再审理此案，几人制定了处理此案的大方针。那就是张汶祥刺杀马新贻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并无他人指使，只因马新贻秉公执法让张汶祥怀恨在心才犯下了这惊天大案。

晚清四朝元老张之万

张之万在接到赴南京参与审理《刺马案》圣旨近40天后终发出第一道奏折，在奏折里说道案犯凶狡异常，未吐露半字真言，已加派擅长刑讯的官员寻找真相，总之奏折里面是不停的说了一大堆，但是却什么都没有说，通篇全是片汤话，有用的字是没有几个。转过头来张之万做出了认真工作的样子，明面上每天都会提审案犯，但张汶祥说了什么他并不加以追究。张之万是每天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曾国藩回来。转眼间就来到了12月，慈禧这边早已经等不及了，连发三道上谕公开训斥张之万和魁玉，在重压之下，12月12日，张之万率领的专案组给出了早就商量好的审讯结果：即凶犯张汶祥曾从发（太平天国），捻（李自成农民军），复通海盗。意思就是太平军失败以后张汶祥逃到宁波勾结了海盗得了不少好处，而马新贻时任浙江巡抚，发兵剿灭海盗断了张汶祥的财路导致后来张汶祥的妻子罗氏带着家产和情人吴炳燮私奔，虽然张汶祥抓回了妻子罗氏，但是家产却被情人侵吞一空。后来张汶祥拦住马新贻的官轿喊冤最后却无结果，而妻子罗氏又上吊自尽最后落得一个人财两空的结果。后来张汶祥又做起了放高利贷的生意，奈何时运不济刚刚开始盈利就又被官府给一把端了。因此案犯对马新贻是恨之入骨，恰好此时案犯的前海盗同事龙启云又找到张汶祥，在前同事的怂恿下便犯下了这惊天大案。最后张之万在奏折中说“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将张汶祥定了凌迟处死之罪。这样一桩惊天大案在专案组几十号官员调查了4个多月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竟然是“尚属可信”。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感觉似乎应该好像是这样。此论一出朝野上下舆论一片哗然一致要求换人重审，最主要的是慈禧也不买账，对案件调查结果十分不满。于是朝廷又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立即赶往南京会同曾国藩一起重审此案。

虽然朝廷重视《刺马案》，下严旨要求各级官员彻查此案，但各级官员都不敢深入调查，深怕牵扯到湘军头上引来不必要麻烦，但马新贻是太后心腹不查又不行。因此这个案件就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想接手。由于案件迟迟没有一个结果，当时社会上已经把案件经过艺术加工传的神乎其神。在张之万的结案奏折中说张汶祥有矫强不逊之词，任意汙蔑之语，尤堪令人发指。其中的汙蔑之语具体是指什么没有说清楚，因此就引发了众人的猜想，民间就开始思绪飞扬发挥编故事的本领编造出了了许多传闻。我们就挑两个最流行的说。

第一个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行侠仗义”。这个传闻是说马新贻曾在作战时被张汶祥的部队俘虏，而张汶祥正想投靠朝廷于是就和自己的兄弟曹二虎，石锦标和马新贻拜了把子并偷偷放走马新贻。后来在他们的帮助下马新贻立了不少战功并收编了张汶祥的部队，但马新贻在当了安徽布政使后就开始做完法事杀和尚开始看不上这几个出身草莽的兄弟。再加上马新贻又是一个遵循“朋友妻，我不客气”理念的禽兽，他便勾搭了兄弟曹二虎的妻子，事后诬陷曹二虎叛变将其杀害。张汶祥实在看不过去他的所作所为，于是便杀了马新贻替二虎报仇。陈可辛拍了个电影叫《投名状》就是根据这个版本的传闻拍的，其中李连杰饰演的就是马新贻这个角色。这一类叛变+偷情+复仇的故事是老百姓最爱听的，因此流传也最广。

第二种说法是马新贻和江苏巡抚丁日昌不合从而招致了杀身之祸，起因是丁日昌的儿子丁慧衡，侄子丁继组在娱乐场所消费的时候和太湖水师士兵徐有得，刘步标发生了口角，结果丁日昌的亲兵将徐有得打成重伤致死。最后朝廷下旨让马新贻审理此案丁日昌也因为这事主动的上奏请求处分。但说法是自家的侄子惹的事和自己儿子无关。可湖州水师却说丁日昌是胡说八道，于是马新贻就想传唤丁慧衡协助调查，但丁慧衡一直拒不到案最后拖的时间太长了马新贻只能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把丁慧衡一干人等革职了事。于是便有督府不和一说，太常寺少卿王家壁曾上奏说丁日昌之子被革之案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他这是直接就说丁日昌和马新贻遇刺关系重大。

其实湘军刺杀马新贻的嫌疑是最大的，但湘军的势力太大，大家都不敢说，所以这种可能性最大的说法却没有流传开来。还有一说是因为马新贻调查太平天国圣库有了进展正准备上报朝廷就出了事，于是圣库的去向再次被掩盖起来。一时间不管是民间还是朝堂之上都在热烈讨论《刺马案》。流言蜚语满天飞，舆论彻底翻了车。而张之万又把这事办砸了，所以慈禧太后把《刺马案》的希望都寄托到了郑敦谨和曾国藩二人身上。

自马新贻被刺身亡后最紧张的人就是曾国藩，从8月30日朝廷就下旨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和幕僚商议之后上了一道奏折称不愿担任两江总督一职，原因是曾国藩说自己年迈多病，自3月以来并且愈发严重已经严重影响了工作，所以请辞包括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一切职务想要回老家度过残年。那么曾国藩这番话是真心的吗？我觉得应该有一大半是真心的，因为马新贻是慈禧提拔上来制衡削弱湘军的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马新贻死了对谁最有利谁就有嫌疑，并且湘军有动机，有能力来做这件事，因此毫无疑问湘军的嫌疑是最大的。而曾国藩是湘军大帅，他为了避嫌不想参与刺马案。并且曾国藩此时已经59岁，右眼也已经失明还患有有严重的肝病。因此他当时说这番话确实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说的，但《刺马案》除了他还真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好。面对湘军集团除了曾国藩没人敢动真格去调查湘军。因此曾国藩的辞呈被慈禧给否决了，并让其尽快赴任。而曾国藩也并没有在事情还未明了的情况下赴任而是采用了一个拖字决，他先是以直隶总督任上还有要务需要处理为由暂缓赴任，后来又跑到北京请求觐见皇帝和太后以便接受最高指示。曾国藩这么做一是可以表现出自己不着急处理《刺马案》以达到避嫌的目的，第二是想看看《刺马案》还能不能浮现出其他线索出来，第三是想看看慈禧的态度如何，有没有其他指示。就这样拖到了11月初，慈禧又再次催促其赴任，到了这一步曾国藩不得不出发前往审理《刺马案》。而在临行之时，慈禧说了一句马新贻办事还是很好的。曾国藩立刻体会到了慈禧此话的深意，那就是慈禧本人对马新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对马新贻有怀疑和攻击态度的调查结果慈禧是不认可的。这下曾国藩知道了慈禧的底线在哪里，那曾国藩心里就有了底。曾国藩于12月初抵达南京，从8月底接到回任两江总督的圣旨到正式上仍前后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此时张之万终于如释重负，心里非常高兴，但我们知道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压力不会凭空消失，只不过是转移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而这个替张之万负重前行，承担压力的人就是曾国藩。张之万与和他办理了案件的交接手续后一改当初上任时的磨磨唧唧的毛病，当天下午便回到了自己驻地清江浦。而曾国藩也没有立马展开对案件的调查工作，因为他在等钦差大臣郑墩瑾的到来。

1871年1月郑敦谨抽掉了自己手下两名得力干将与他一起赶赴南京调查《刺马案》，一行人日夜兼程赶路想要尽快抵达南京，可是天空不作美，途中遇上大雪封路，68岁高龄的郑敦谨带领众人冒雪徒步前行，于除夕抵达南京，抵达南京后郑，曾二人迅速制定办案计划，从正月初二开始就与曾国藩一起重审《刺马案》。这次会审人员中增加了马新贻的两位亲信，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孙衣言和袁保庆。会审场面可谓十分庞大，可是这审问一开始开始孙，袁二人就提出了疑问，因为案犯张汶祥在被捕大半年后居然还是精神抖擞，完全不像是犯下大案之人在狱中该有的样子，二人立即提出要使用大刑。但很快遭到其他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刑讯逼供不可取，万一案犯被打死了谁来负责。于是整个审讯过程犹如心理疏导一般开启了你问我答的模式。这一审就审了14天，官方说张汶祥在堂上是“一味狡展，毫无确供”，意思就是说他不停地变换着说法，因为他笃定了审案官不敢动刑。只能任凭他狗掀门帘子——全凭一张嘴随便他如何胡说八道。官方没有公布消息，但民间的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人又开始公布“官方消息”。说是张汶祥说自己曾在湘军的精锐霆军中当兵，而霆军在江西追剿太平军残余时听说曾大帅要裁军，再加上军队没及时领到工资，结果就在金溪哗变。好在曾国藩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了这场风波。而张汶祥也在哗变结束后加入了天地会继续抗清。马心仪任浙江巡抚时曾残酷镇压天地会，所以张汶祥便起了杀了马之心。霆军哗变是湘军的一个巨大丑闻绝不想被外人得知，这给湘军刺杀马新贻之说增加了一丝可能性。但是如果张汶祥确实是湘军所派的杀手，那他为何要给出对湘军极为不利的供词。14天的审理过程中曾国藩只是默默的听，却不发表意见。此时郑敦谨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最后公布调查的案件真相时是要考虑各方势力需求。朝廷想要维护权威，平衡各方势力。参与审案官员要的是这次审案绝不能影响自己的利益和仕途。这时郑敦谨开始体会到张之万和魁玉的难处。尽管他铁面无私，断案如神，但在这种事上仅凭这些是不够的。进退两难的郑敦谨找曾国藩商量应该如何处理此案，曾国藩云提出一个方案，那就是照搬张之万和魁玉的结论。郑敦谨听闻此言第一反映当然是拒绝的，但是冷静下来后他认识到只有这个方案才能对各方势力都能有所交代。

1871年3月19日，郑，曾二人联合上奏说经过各方努力认真审理得出的结论与之前上奏的情况并无重大出入。而且案犯已经屡次绝食，现已奄奄一息，如果就这么死了恐落人以话柄，应迅速了结此案。调查报告着重强调张汶祥是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再就是量刑更加残酷除对案犯凌迟处死以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在出具结案陈词的时候孙衣言，袁保庆二人拒绝签字。他们认为这个调查结果是换汤不换药，并没有调查出案情真相。于是郑，曾二人在奏折中就没有没提及二人参加会审一事。在送军机处存档的奏折副本里还有一个夹片，郑，曾二人以自己的身份地位担保奏折中结论真实性。此外曾国藩还单独附了一个夹片说此案实无主使，意思是此案到此为止不要再节外生枝。当时军机处的领班大臣是恭亲王奕?，他认为《刺马案》已审理大半年，期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影响十分不好，再不结案恐生变故。所以也认可了这个结论。而慈禧这边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因为经过观察，慈禧认为湘军不会威胁到自己。因为曾国藩想创业自己单干早就反了。湘军攻破南京时士气最旺，这个时候他都没有造反那以后就更不可能造反。所以慈禧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忠臣干将而不是想谋朝篡位的枭雄。曾国藩凭借自己高超的职场智慧使得湘军和慈禧的关系大为改善，于是慈禧也同意了恭亲王的意见。1871年3月26日，朝廷正式认可郑曾二人的调查结论。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张汶祥被凌迟猝死摘心致祭马新贻。但是这个结论肯定不能让人信服。而郑敦谨铁也因此感到了官场黑暗，生了告老还乡之心。他都没等到朝廷认可自己的奏辙折就离开了南京。离开的当天曾国藩带各级官员到长江边送行，郑敦谨铁着脸理都不理众人就扬帆而去，郑敦谨一路上恨自己没胆量没魄力把刺马案一查到底所以走到清江浦就停下来声称有病不能回京，打发随行替自己复命。钦差大臣不回京复命可是重罪曾国藩觉得郑敦谨这样做对哪一方都不好，而且他这么一闹大家对案件的结论就更有话说。所以曾国藩特意跑到清江浦做工作，最后郑敦谨以健康为由请求辞终生不再为官，他的两个助手后来也黯然退场。这也使更多的人对《刺马案》的结论表示怀疑。马新贻死后同治皇帝亲赐祭文碑文追封太子太保。第二年春天曾国藩也病逝在两江总督的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