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升 张博阳：从《资治通鉴》的用辞看司马光的正统观

现在再来考察被前人研究较多的《资治通鉴》卷69“臣光曰”和《答郭纯长官书》。这两篇文献较长，择要引述如下：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一，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欧阳公谓正统不必常相继，有时而绝，斯则善矣。然谓秦得天下，无异禹、汤；又谓始皇如桀、纣，不废夏、商之统。又以魏居汉、晋之间，推其本末，进而正之；此则有以来章子(按：指当时一位叫作章表民的学者)之疑矣。章子补欧阳公思虑之所未至，谓秦、晋、隋不得与二帝、三王并为正统，魏不能兼天下，当为无统，斯则善矣。……夫统者，合于一之谓也。今自余以下，皆谓之统，亦恐名之未正也。又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后，而不能举其世系。后唐出于沙陀，姓朱邪氏，唐赐之姓。明宗复非庄宗之族，清泰又非明宗之子，李昪起于厮役，莫知其姓，或云湖州潘氏子，李神福俘之，以为僮仆，徐温丐之以为子。及称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吴王恪，嫌其诛死，又欲祖郑王元懿，命有司检讨二王苗裔，有司请为恪十世孙。昪曰：“历十九帝，十世何以尽之？”有司请以三十年为一世，议后始定。足下云：“蒙先世之烈者谓之余。”今三家皆谓之余，可乎？且余者，岂非谓承王统之余也？今刘知远谓之闰，而刘崇谓之余，可乎？又凡不能一天下者，或在中国，或在方隅，所处虽不同，要之不得为真天子。今以曹魏、刘石二赵、苻姚两秦、元魏、高齐、宇文周、朱梁、石晋、刘汉、郭周为闰，孙吴、刘宋、二萧齐梁、陈、慕容燕、赫连夏为偏，李蜀、吕、李、秃发、沮渠西凉、乞伏秦、冯燕、杨吴、王孟两蜀、广南汉、王闽为僭，三者如不相远，然愿更详之。彼苻氏、姚氏与慕容氏、赫连氏与拓跋氏，一据关西，一据山东，与高齐、宇文周何以异乎?……

据此，可将司马光的正统“理论”概括如下:得天下以“正”，合天下于一，即以仁义取天下并实现大一统的王朝为正统王朝；分裂时期“无统”，对所有割据政权一视同仁。

显然，这一正统观与《资治通鉴》的正统思想有很大差异，这是学者关于这一问题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臣光曰”中的司马光似乎不是一个正统论者，第一种意见不为无理；《资治通鉴》的用辞“正”魏“伪”蜀，第二种意见也顺理成章；《答郭纯长官书》中的司马光对割据政权一视同仁，第三种意见同样有理有据。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司马光？他与友人作书反对为割据政权强分等级，修《资治通鉴》时却进行了非常细密的等级划分，这一矛盾如何解释?

众所周知，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没有受到太多政治因素的干扰，在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进行之时，他依然可以在《资治通鉴》中表达反对变法的态度。由此可知，在正统问题上，只要不和朝廷的根本立场发生冲突，便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朝廷意志的过多干预。此外，《资治通鉴》虽是众手修书，但体现的完全是司马光的意志，这也为史界公认。因此，司马光正统理论和《资治通鉴》修史实践之间的差异，只能到他自己那里寻找原因。

会不会是司马光的正统观发生了变化呢？不可能。据学者考证，《答郭纯长官书》作于熙宁末年，同为其所作的《记〈纪年图〉后》作于“治平中”，该文同样宣称“(在《纪年图》中)苟天下非一统，则漫以一国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闰”，《纪年图》作于治平元年。这说明治平元年到熙宁末年的十余年间，司马光始终认为在分裂时期没有所谓的正统，这一段时间同时也是《资治通鉴》从准备修撰直至大部完成的时期。为什么认为分裂时期无正统，在《纪年图》中“不辨正闰”的司马光，到了《资治通鉴》中，不仅要“辨”正统，而且要如此严格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资治通鉴》的正统观必须服从于该书的整体指导思想——以“礼”为代表的“为君之道”。

《资治通鉴》开篇“臣光曰”即论“礼”，大谈礼法在治国中的作用，这一点前贤论述甚多。而末尾一篇“臣光曰”则是以比较李存勖和柴荣孰优孰劣的方式谈论“为君之道”。也可以说，《资治通鉴》以“礼”始，以“为君之道”终，“礼”是达成天下大治的不二法门，“为君之道”最重要的就是“礼”。在中国古代，“礼”的表现形式就是等级。《资治通鉴》严格的正统等级，实则紧扣司马光心目中“礼法”的要求。

秦、晋、隋被许多古代史家视为类同，司马光在《答郭纯长官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但在《资治通鉴》中，秦始皇、秦二世从不称“帝”，而隋统一天下即可称“帝”称“上”。奥妙之处在于，秦本是周的诸侯，依“礼”没有资格做天下共主。所以，只能称“始皇”“二世”。司马家族“弑君”夺权，严重“背礼”，故两晋君主只能称“帝”而不能称“上”。

同样，依据“礼”的原则，篡位者王莽称“莽”，武则天“乃唐之母后，临朝称制，与吕后无殊，但不当革命称周耳”，故称为“太后”。

“禅让”也是如此。汉献帝、魏元帝、晋恭帝等在进入新朝之“纪”后，依然称“帝”，直至禅位。如：

汉帝寻遣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

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礼，进王妃曰后。

傅亮讽晋恭帝禅位于宋，具诏草呈帝，使书之。

这说明，司马光遵用“礼”的原则，傀儡君主禅位之前仍是皇帝，就“帝”只有四人：陈后主、后梁末帝、后唐末帝、后晋少帝。

春，正月，乙丑朔，陈主朝会群臣。

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协等册命吴越王镠为吴越国王。

丁未，唐主立子重美为雍王。

晋主与太后已下迎于封丘门外，契丹主辞不见。

这四次朝代转换均非“禅让”，也就是说，所有“禅让”于新朝君主的旧朝皇帝，均在新朝“纪”中保留“帝”称，可见司马光执“礼”之严。

这也说明，前人所谓《资治通鉴》不“存残统”的说法不全正确，《资治通鉴》实际上采取了“阳不存阴存”的方式：旧朝未亡时就匆匆走进新“纪”，的确没有“存残统”。但是，新朝之“纪”中新朝之君不能立即称“帝”：

王(曹丕)以丞相祭酒贾逵为豫州刺史。

杨运长去宣城郡还家，齐公(萧道成)遣人杀之。

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贝州。

《资治通鉴》正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存残统”：旧朝尚未灭亡，新“纪”便已开启，此处“不存残统”，可收整齐划一之效；在新“纪”中，前朝君主依然为“帝”，新君登基之前书爵位名号，登基后方可称“帝”称“上”，是“礼”的体现。

同时，司马光也是一位严谨求实的史家，这在他的历史书写中也得到了深刻体现。《资治通鉴》中十国君主凡称帝者皆书为“主”，表明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未称帝者均依中原王朝的封号，称“吴越王”“楚王”等，但对荆南统治者却直呼其名。原因在于，当时吴越、楚等政权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立国家，仅在形式上向中原王朝称臣，但荆南政权实际上只是一个藩镇，不过持续时间较长。这一时期统治者(梁唐晋汉周除外)，同样表明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一态度，同样反映在对武后时期历史的书写当中。无论是李旦还是李显，都如实书写:是相王书“相王”，皇嗣书“皇嗣”，太子书“太子”。依“礼法”，没有书武则天为“帝”，但毫不隐晦她是一国之君的事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礼”的指导思想和司马光尊重历史事实的编写态度，是高度统一的。同样，以西魏为(相对)正统，称西魏为“魏”，东魏为“东魏”，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从隋朝以来正统的承传和正统观念的沿袭(隋承北周，北周承西魏)，可以视为一种礼法的需要和王朝合法性的论证，但也和功业高度统一：北周灭北齐，而正是在北周初步统一北方的基础上，隋朝实现了全国性的大统一。由功业而定西魏北周为(相对)正统，固无不可。前所述《资治通鉴》在王朝转折时期的处理方式，也是既合乎礼法，又尊重事实：汉献帝、晋恭帝、宋顺帝、齐和帝等人固然是傀儡，但只要还在位，依然是名义上的皇帝，而曹丕、刘裕、萧道成、萧衍等人在继位之前依然是人臣，因此称前者为“帝”，而后者以当时地位书名、书“公”、书“王”，体现的正是历史的真实。

另外，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之中，实际上又有“统一”之处：无论是“理论”上的平等看待分裂时期的各个割据政权，还是在修史的实践中把它们人为划分为多个等级，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分裂时期没有完全正统的王朝，是所谓“无统”。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可以说仅仅是对这一“无统”处理方式的不同：一个在“无统”时期，完全不辨并存各个王朝的正统，而是同等看待；一个则为之严格划分等级，探讨它们彼此之间相对的正统性。因此，分裂时期“无统”这一司马光正统论中的核心要义，同时也是知道他修史实践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理论与实践又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四、司马光的三国正统论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