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赋：韩非之死

大秦赋：韩非之死

韩非子是怎么死的？

按照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说法，他是被昔日的同门李斯连同姚贾的谗言害死的。

但是，韩非子是思想家，其著述有后世千古流传的《韩非子》，里面有专门揣摩人主的心术，按理是这方面的专家，深知人心险恶的大师，怎么就被李斯等人害死了呢？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什么意思？——意思是，游说人主的难度，不是难在用我所知去说服地方，也不是难在能否用善辩的口才去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也不是用纵横捭阖的气势把道理讲透彻。

最难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投合你所要游说的那个人的心意。

韩非子的这个观点真是高明，引申一下，比如我们要劝服身边的女友，就是如此，如果这个女友还特别刁蛮，像全智贤那种野蛮女友，恐怕就更是如此。

你很有口才，以为就能劝服你的女朋友去做应该做的事，错。

你讲得也很有道理，但是，女人或你的女朋友，道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认为的道理。

所以，纵横捭阖也好，气势如虹也罢，很多女人，所谓感性的女人，真正被打动的，不是你所讲的道理，而是你所讲的道理被她所认可——因为她也是那么想的。

何止女人呢？许多男人，下至你卑微的同事，上至你高大上的boss，包括你的三姑妈六姨婆舅子老表包括你老妈老爸，我们要时刻记住韩非子的这个经验之总结：

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你迎合了你所要迎合的那个人，无论这个人是你的刁蛮女友，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同事或者上级，老板还是老妈，都是如此。

这里面有个虚荣心的问题，人，总是虚荣的，有时候交流的时候你说得对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所要交流或劝服的那个人，他觉得你说得对。

韩非子先生这里所要表达的，其实并非辩论或说服的内容，而是所要讲究的方式方法。

这种东西，就是现代某些人嘴里流行的情商。

能力如何不重要，圈子最重要，而圈子是否接纳你，就看你的——情商。

思想深刻？没用的，现代社会人们不是需要你的深刻，而是需要他觉得你很深刻，因为你深刻的前提，是建立他认为他自己所具备的深刻上——他深刻的认识到，原来你很深刻。

因为他的认为很深刻，所以，你就深刻了。

韩非子为什么能够集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还有慎到的势于一身而集大成，道理就在这里。

他还说过：

如果对方是个沽名钓誉的人，你为他讲实际利益，他会因为你格调不高而鄙视你；但如果对方讲究实际利益，你和他讲千秋令名，对不起，鸡同鸭讲，他会觉得你假清高不适合生存在这个务实而踏实的现代社会。

好吧，如果对方是个表面上讲究好名声实际上却追求实际利益的人呢？

这时你该如何取舍抉择——一句话，你如何献计献策呢。

你对他讲人活着就为了一个好名声，他会表面上听从你，实际上却疏远你；你对他讲如何博取实际利益，他会暗地里采纳你的主张而实际上却不屑一顾。

看来，难啊。

但是，对于韩非子这种大师来说，好办，他的对策很多我这就不引经据典很啰嗦了，首要的原则一个，对于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办法方略。

比如这种表面上渴望好名声实际上却追求实际利益的人，你就说：

哎呀，人呢，本来就应该为了一个好名声而活着，但是，人不能靠一个好名声而免却饥饿而生存，所以，难啊，你说呢。

你把这个皮球若即若离地踢给他，这样，无论他如何行动，问题都是他的，与你无关。

你，则可以两面兼顾，我觉得这种思虑“对付”道理总在她那一边的刁蛮女友，最有用，因为，渴望享受实际利益，但又从来不想承担可能的责任，是某些女生的通病。

当然，秋瑾或李清照女士，应该不在此例。

有些同事或领导，也非常希望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厌恶伪装而渴望真性情，你再搞韩非子那种揣摩人心的一套，恐怕就要糟糕。

何况，韩非子也是钱钟书所谓，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而言之者呢，未必能行。

钱钟书先生在他的《管锥编》里，结合司马迁的《孙子吴起列传》就说到：

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钱先生的意思是说，孙膑的计谋高于庞涓，但却不能及早识别他这位同门的险恶，以至于被挖断了膝盖骨；而吴起先生亦然，告诫魏武侯要以德服人，不能光凭形势计谋，但是自己在楚国呢，却是正因为刻薄寡恩而遭到了公愤，以至于“亡其躯”丧了那条谋略家自诩的命，这不是光会说不能行，又是什么？

所以王阳明讲知行合一，还是很重要的。

钱钟书先生还说：

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

秦国常胜将军白起很厉害，能够活用变幻莫测的兵法去克敌制胜，但却不能防患应侯范睢对他的侵害，这也是一个能知未必能行的好例。

这些人，都是工于谋人，却拙于衡己的典型。

韩非子先生，也是这样的典型。

二

韩非子与李斯，本是同门师兄弟，他们都曾在荀卿也就是荀子门下受业。

后来呢，李斯先到了秦国，通过吕不韦而受到了秦始皇的重用。

有一天，秦始皇读到了韩非子的书，特别欣赏他的《孤愤》与《五蠹》，还说：

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啊，我如果能够与你这样的人交流相处，那么，就是死了，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李斯知道瞒不过，不如早点和盘托出，于是告诉秦王，这是韩非子的著作。

于是，好比后世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了昙无谶而进攻沮渠蒙逊的北凉国，司马迁说秦始皇也为了得到韩非子而进攻韩国。

关于这一点很有争论，比如钱穆先生就说：

此亦可疑，天下宁有爱好其国一公子之书，因遂急攻其国者？

我平常很欣赏至少是不讨厌钱穆先生，但是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他的质疑未必可靠。

为了得到一个认为可以改变国运振兴国势的人，或干脆就是由于君王个人喜好而意欲得之而后快的人，有用的人，而征讨那人所在的国家，在得到土地的同时获得一个人才，又有什么不可以。

北魏那位太武帝拓跋焘为了昙无谶，不就是这样吗？

韩王本来不用韩非子，看秦国这边攻得猛，急了，于是派遣韩非子入秦，大概意思是要么你秦国现在得到他了，该满意了吧；要么呢，让韩非子当说客，劝说秦国不要灭掉韩国。

“秦王悦之，未信用”——秦王得到韩非子很高兴，但没有立刻任用。

这下按照司马迁的记载，李斯与姚贾两人都感到了压力，于是在秦王面前进谗，说韩非子是韩国的宗室公子，现在陛下要进行统一天下征服诸侯的宏图大业，而韩非子既然是韩国的公子，肯定是不会为了秦国打算的。

现在，陛下没有用他，假如他待久了日后回到韩国，岂不是养虎贻患而放虎归山。

这两个带“虎”字的成语都是我揣测的，我揣测李斯的意思是，韩非子是个绝顶聪明人，如果他在这里待久了洞察了秦国的虚实，而秦王你又不用他，等于养虎贻患，日后回到韩国与我们为敌，就是放虎归山。

李斯得出的结论是：

不如以过法诛之。

既然不用，不如找个罪名把他杀了。

秦王认为李斯说得对，于是把韩非子下狱，但是，似乎并没有立即杀掉他的意思。

李斯呢，急了，这要是秦王突然改变了主意（这是很有可能的），这里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于是他想办法派人给韩非子送去了毒药，让他自杀。

韩非子不愿意，觉得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想要见一下秦王希望能够说服他，但是，大概是李斯的阻拦，“韩非欲自陈，不得见。”

这一下，韩非子就绝望了，死了。

那边呢，秦王不久就后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子，可惜，韩非子已经死了。

那么，这里就有几个疑点：

一，秦王既然当初如此欣赏韩非子，为什么得到了又不立刻任用甚至重用，殊不可解，我的揣测是，是不是当韩非子到了秦国之初，李斯等人就通过其他人，比如说某个秦国为秦始皇所信任的权贵或谋臣，让秦王嬴政先不忙用韩非子，毕竟他是韩国的公子，再说有无实际处理政事的能力，或所言是否切合秦国的实际，都需要考察，于是秦王就决定先考察一下再说。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候，李斯再联合姚贾等人进言，说韩非子终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是打动了秦王，将他下狱。

但是，这里也产生一个疑点，尽管秦国因为韩国间谍郑国渠的事情，对外来谋士有所疑虑，但是李斯本来也是楚国人，后来为此事还上了一个《谏逐客书》，说明人才要不拘一格也不要限于地域的重要性，秦国之所以强大，就是龚自珍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不，用人才。

那么，即使韩非子是韩国的公子，为什么就不能为秦国所用呢？

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韩非子也许并非因为李斯的谗言而死，而是因为，他毕竟是韩国的公子，所以，他就不可能真心为秦国服务，尽管当初秦王嬴政曾经那么的欣赏他。

这样分析，马非百先生的《秦集史》关于韩非子的问题之分析，或许也真的有他的道理：

此古代国际间谍战之一幕也。

李斯下韩，姚贾出使四国，秦之第五纵队也。

而韩非谋存韩而弱秦，则又韩之第五纵队也。

观其既上书攻击李斯取韩之策，而又亲来使秦，面毁姚贾于秦王之前，其欲破坏秦之第五纵队而弱之，用意甚明。其计果行，不仅李斯、姚贾将由此获罪，即秦之统一前途亦必为之大受挫折。此斯、贾所以不得不用全力共谋去之也。

马非百先生还说，司马迁作《韩非传》既不列李斯下韩，与韩非存韩弱秦之具体内容于篇，又一字不提姚贾出使四国与韩非破坏姚贾计划于对姚贾进行人身攻击之事，而忽于传中大书“李斯、姚贾害之、毁之”云云，遂使后人或认为“韩非之死，乃李斯忌材所致”；或则认为“韩非，韩公子，以不用于韩，欲干秦王，其后使秦，为李斯所谮死，抑何不思之甚耶？”

马非百先生要翻历史旧案，把韩非之死归结为各有其主的间谍争斗，或许不为无见，但说李斯不是妒贤嫉能，我觉得也过了。

韩非子的思想，明显高于李斯许多，有书为证，毋庸多说。

至于实际的才能是不是也高于李斯，我们不好说，但从李斯不顾同门之谊，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看或者韩非子的才能，也素为同门李斯所忌惮。

我的意思是说，即使马非百先生所谓的间谍战之说成立，也难保李斯不是双管齐下，一方面为了秦国除一祸害，一方面呢，或许还是更隐秘更重要的，也为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少了一个厉害的障碍。

那么这样说来，尽管司马迁因为欣赏道家而厌恶法家，于是在他的《史记》里对于申不害、李斯、慎到、商鞅吴起之流，都无好感，或以刻薄寡恩，或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为讥嘲的口实，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韩非子也是法家，而且还集大成，为什么对于韩非子之死，太史公司马迁要寄以深重的叹息与哀悼呢：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韩非子能认识到说服别人的难点，并抓住人心来深刻的剖析，这是其长，但是，他看到了人心的险恶，却能知而不能行，遭到了同门李斯的毒手，可见天下事每每是：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只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斯的卑劣，作为同门师兄弟，在涉及秦国利益本质上也是自己利益的这个关口，不能顾念同门之情而施以援手，而是将就着马非百所谓“第五纵队”的由头来个我所谓双管齐下，其不能得以善终，腰斩而被夷灭三族，临死前发出再不能带着自己的儿子牵着黄犬到故乡上蔡东门去逮狡兔的叹息，我看也是活该，因为报应。

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但是文章虽好，那又如何，钱钟书所谓能知而不能行，意中或许也应该有他李斯一个显明的位置。

司马迁对李斯的评论，就更糟糕了：

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取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叛，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

司马迁认为李斯是个看重功名利禄而无操守的小人，知儒家六艺之道而不用，兼君上有错而不匡，他的结局，虽然是个悲剧，但这个个人腰斩被夷三族的大悲剧，也未尝不是他自己咎由自取，与人无尤。

从他早年陷害或可以施以援手而不顾，于是导致同门韩非死于狱中来看，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或者有对法家的偏见，但也不能说是全无道理。

于是，韩非子的死，也就积下了他李斯的阴德。

韩非子的所谓法，我向来不喜欢，但是好比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作为一种思想，也还是因有为君上献计划策的精辟，而拥有存在的意义。

但是韩非子的死，特别是他死在李斯手上，好比孙膑差点同门孙膑手上，以及相传的鬼谷子的另外两位高徒苏秦与张仪扑朔迷离的争斗，我觉得都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警惕。

警惕什么？

一是韩非子所谓说服之难，因为人心难测。

二呢，就是文化人的争斗，假如涉及到权势与个人利益，又是何等的残酷，何等的让我们这些后来人唏嘘。

其实，李斯也好，韩非子也罢，他们都还没有死——还多多少少，存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