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丁盛被停职审查，82年 勒令退出现役，开除党籍，后来如何？

丁盛少将

丁盛参加过许多的战役如：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打起仗来素以勇猛著称，被彭总称为“丁大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停职审查“两案”审判

1976年伟人逝世后，在以华国锋为首的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后来的审查中有人有人控告丁盛也参与“四人帮阴谋夺权”，令他停职审查。

1980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所以没有出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出的对丁盛的起诉书称：

“1976年8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就是60军’，‘这个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随后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准备”。

据说，起诉书的材料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的供词。

1982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才对丁盛下达了一个《免予起诉决定书》。决定书完全肯定了1980年起诉书中所列的丁盛罪状，“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而且“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因为丁盛是“从犯”，于是“决定免予起诉”。

“免予起诉”自然是宽大处理，但就性质来讲，仍属刑事犯罪，行政和党纪处分那是免不了的。职务早在1977年就没有了，决定书下达之后，接着是命令“退出现役”，交地方安置，开除党籍。

原有的物质待遇自然都没有了，每月只发生活费150元。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不行，回广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争来吵去，直至1984年7月才把他交给了南昌市老干局的一个干休所，而且不得随带子女。

由于心情不好，生活、医疗条件又差，1984年9月18日，丁盛在去医院看病途中，突然心脏病发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多年来遭受的无数屈辱郁积心头，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打了半辈子仗、人称丁大胆的老兵，竟然如江河决口，失声痛哭！

在场者无不凄然。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背着黑锅死去，他还是相信组织，相信共产党，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派人来听听他的最后陈述。总算不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各来了一位处长。

听了丁盛的陈述，两位处长也为之动容。却爱莫能助，只能答应回去后如实汇报。丁盛的病情日益严重，到了10月间，终于同意他回南京治疗。军队医院不能住，他被安排铁路医院。

当时丁盛只有150元的生活费，他要用于安排全家生活。他要尽量省钱。一次他和妻子乘火车从济南回南京，嫌软卧太贵，买了两张硬卧。是老式的三层硬卧车厢，售票处按惯例卖给他们一上一下。丁盛让妻子坐在下铺，他费尽气力，战战兢兢地爬上爬下。

到南京后，又是连日酷暑难耐，这年他整80岁，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结果大病一场，差点儿送了性命。这种日子，对一个过去的大军区领导人来说，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漫漫申诉路

丁盛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文革”中，虽然他也在风口浪尖经受了不少磨练，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人会把参与“政变阴谋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

他困惑，他委屈，他愤怒，他豁出去了。他从不认“罪”，他奋起抗争。他同每一个要他交代问题的人吵，对着干。以后感到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就横眉冷对，不理不睬。他写过许多申诉，但都是泥牛入海。

1989年冬，丁盛来广东，先到深圳他女儿克西家住了一段时间，春节后应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杨梅生的遗孀刘坚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之邀，又到广州住了一段时间。

1990年2月27日，在李维英处，丁盛夫妇、李维英夫妇、丁盛的老秘书陈宏康，一起研究了丁盛的申诉问题。

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解不解决问题在你，但不可中断、放弃申诉，即使申诉无用，“立此存照”也好。随后，写了一份《我的申诉》，针对《免予起诉决定书》所列罪状，逐条进行了辩驳。

这年5月，丁盛夫妇去了北京。丁盛先是找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又找中纪委、军委总政治部。几个部门似乎都有权力、有责任管，又都有理由不管，跑了几个月，没有一点结果。

最后他不得不去找他的老上级、十大元帅中唯一在世的聂荣臻元帅。这年聂荣臻已是91岁的老人。聂荣臻元帅办公室负责人周均伦很同情丁盛的遭遇，亲到丁的住处看望，建议丁盛给这位老帅写个报告。

周均伦拿着丁盛的报告向聂荣臻汇报了丁盛的问题。聂荣臻对丁盛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和解放后的工作成绩都给予很高评价。

他采取了客观、负责的态度，交代周均伦以他的名义把丁盛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的一位副主席和军委秘书长，请他们认真受理丁盛的申诉，弄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作出适当处理。

丁盛得到消息，不胜欢喜，但他苦苦等了一个多月，却再无下文。

他应在天津的一些老部下的邀请，又到天津住了几天，到民权门和金汤桥一带默默凭吊了当年攻打天津时牺牲的烈士，便又两手空空，悄然返回深圳的女儿家。

总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时断时续的申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结果。在物质待遇方面还是多少有些收获。

1993年8月2日，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向南京军区发出通知，将丁盛的生活补助费每月增加50元；可以享受与当地退休干部相同的生活补贴和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价格补贴；医疗由军队按正师职干部安排。

1995年，经中纪委和军委纪委协商，决定将丁盛收回军队，由广州军区接收安置。广州军区为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排了一套师职离休干部住房。从此，丁盛夫妇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漂泊生涯，终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家之后，物质生活有明显改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这里毕竟可算是他的“老家”－－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再往前追溯，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15师，红军时期是中央红军。

丁盛一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红军。说是宗派、山头情绪也罢，怀旧也罢，军人对老部队都怀有特殊感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到一个没有一点历史渊源的新环境和在老部队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

特别是这个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大部分是丁盛任军区司令员时的司令部机关干部，丁盛对其中许多人都很熟悉，彼此可谈的话自然很多，也不必互相戒备。

丁盛喜欢下象棋，情报部的一位副部长是和他经常交手的棋友，两人有时一下就是半天，杀得难分难解，旁边还经常围着一圈为两边支招的人。干休所领导自然也了解丁盛的情况，对他尽可能给予一些照顾。

1999年初，干休所建成一栋30层新楼。新楼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丁盛住的房子要好。干休所又把他安排到新楼。丁盛对新房十分满意。

他最喜欢的是主房的南面有个大阳台，夏天可以乘凉，冬天能晒太阳。他在阳台上摆了一个茶几和一对沙发，经常和夫人在此小憩。

最后的关怀最后的遗憾

1998年8月，为讨还政治清白而坚持斗争、苦苦等候的丁盛，忽然得到北京一位老友传来的喜讯：丁盛的老首长、“两案”审判时担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的黄火青，决定亲自出面请求为丁盛平反，要丁盛立即赴京，面商有关事宜。

丁盛兴奋不已，立即和妻子赶往北京。见到关心自己的老首长，丁盛格外激动。

他给丁盛出了个主意：

当时正值印度进行了核弹试验，又在中印边境炫耀实力，丁盛曾在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战争，对中印边境地区和印军情况比较了解，不妨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个报告，先对加强中印边境战备建设提出建议，然后再顺便提出自己的申诉。报告由他转呈，他也写个报告，提出对丁盛问题的处理意见，一并上报。估计这样比较容易引起领导人的重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丁盛随即按照黄火青的指点写出报告，考虑到报告的文字不宜太长，丁盛对加强边境战备建设问题写得比较简略，而另写了一份《对当前中印边境斗争的几点建议》，作为报告的附件。

丁盛在报告的申诉部分，扼要地谈了他当前的困境，“今年85岁了，右眼失明，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甲亢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伴又是一个老病号，动过5次手术。多年来，全靠子女和战友们接济生活”。

他恳切表示，自己“热爱党，热爱军队”，“希望能回到党和军队中来，在有生之年能解决党籍军籍问题，并提高一点生活待遇”。

报告呈上去了，因为是黄火青具名，军委主要领导作了批示：请军委纪委调查了解情况后处理。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调查清楚？有多少程序、过场要走？需要多少时间？谁也说不清。在北京是等不起的。丁盛夫妇只好又回广州等候消息。

等到1999年1月，丁盛在北京的那位热心的老友终于来信了。跟5个月前的情况相反，这是一封让丁盛泄气的信。这位老友的信一开头便写道：

“两次请你们来京，事情都没办成，我实在感到歉疚，对不起故人”。事情没有办成

1999年9月，丁盛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曾经的老部下听闻此噩耗，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在各位老部下的心中丁盛是一名勇猛的战将。

开追悼会所用的称呼家人议论了一阵子最后叫“丁盛老人”追悼会！虽然觉得不太理想，但也别无他法。

1999年10月7日，“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在黄花岗殡仪馆大厅举行。在长长的灵堂横幅上写下了“丁盛老人追悼会”几个大字,以示临终的哀悼之情。

丁盛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大都参加了此次追悼会。当看见横幅“丁盛老人追悼会”时无一不为昔日的那位“大胆将军”感到痛惜。

老将军也是半生戎马战功赫赫，逝世后却只换来区区“老人”二字。

但，前来追悼的宾客送来的花圈，飘带上写的对丁盛的称呼因吊唁者的身份而异：同志、将军、老首长、司令员……，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丁盛老人”。

至此，一代战将就此落幕，“死神”唯独带走了他的生命，却留下他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