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词的兴盛及名篇佳作赏析推荐

唐宋诗词的兴盛及名篇佳作赏析推荐

五千年的中国文学，犹如绵延之群山，在唐宋时期奇峰突起，形成唐诗、宋词两座高峰。因为它们的成就，中国才当之无愧地被誉为“诗国”，诗词才成为中国文学最辉煌的部分。

唐诗是由六朝及隋诗发展而来，唐代的政治制度、文学受隋代的影响较深。因此不得不略加说明。

北周、隋、唐的统治者不仅政权先后相袭，而且大致均采取了近乎政变的方式，隋唐之际有些战争，但大多并不发生于隋唐政权之间。北周、隋、唐三代政权的统治者均系关陇贵族，三个皇室还有着十分密切的姻亲关系。宇文泰、杨忠、李虎分别是这三个皇室的创始人，他们与独孤信曾一起在西魏做过高级将领，前三人之子宇文毓（北周明帝）、杨坚（隋文帝）、李昞（李渊之父）分别娶了独孤信之长女、七女和四女，而杨坚之女又嫁与宇文衍（北周静帝），李渊与隋炀帝杨广也属姨表兄弟。隋文帝在中央设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六部（礼、吏、兵、刑、户、工），改地方行政机构为州县两级，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以明经、进士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等均为唐代继承并加以发展。隋诗对唐诗的影响亦然。

隋代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却二世而斩，历时仅三十七年。因此，隋代有影响的诗人不多，作品总量也少。文学史家往往将之视为南北朝之延伸而一语带过。其实，这恰恰忽略了大一统政局对诗坛的影响，忽略了南北诗风的融合。

隋代是扭转齐梁诗风、拓宽诗歌的题材、进一步推进诗歌律化进程并使六朝诗向唐诗过渡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隋朝统一中国以后，南北诗风便开始融合的过程。隋代是以北朝诗风为主体吸收齐梁以来南朝诗歌格律化成就而形成的融合，而初唐则是以南朝诗风为主体吸收北朝贞刚之气的另一种融合，至陈子昂、李白以后，这一融合才基本完成。魏征曾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征期望的这种南北诗风的融合，直至盛唐才得以完成，也确实导致了唐诗的空前繁荣。而隋诗斫雕为朴，摧柔为刚，重乎气质，则对矫正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起了巨大的作用。

隋诗数量虽不算很多，但题材相当广泛，特别是隋代的乐府诗，上接《诗经》、汉乐府和建安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隋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与梁陈宫体诗有很大不同。宫体诗写宫廷中饮食男女之事，不乏卑下色情的描写。如梁简文帝萧纲诗中，多写内人卧具、内人昼眠、伤美人、娈童、倡妇怨情、美人晨妆……此外如《行雨诗》则更是赤裸裸地描写性行为。这样的作品，在隋诗中已基本绝迹。以荒淫闻名的隋炀帝，其诗却很典雅庄重，没有这类作品。魏征说得好：“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国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掇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故笔者认为炀帝虽在生活上奢靡淫荡，但诗词作品确是荡气回肠的健康佳作，这不能不归于隋代诗坛风气的影响。

经过隋末的几年动荡，唐代才真正建成长治久安的大一统王朝，经济也高度发展。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626—649）励精图治，史称贞观之治。他知人善任，虚怀纳谏，重视吏治，轻徭薄赋，节俭自持。高宗李治在位时，皇后武则天掌握政权，一度废唐称周，自号皇帝。其时政局虽然纷纭，但社会仍较安定。唐玄宗李隆基（712—756年在位）开元年间国势强盛，史称开元之治。

唐代除了经济高度发达，同时广开言路，政治开明，从不以言治罪（唐朝没有知识分子因写诗而被治罪的）。唐王朝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得以交流，各种宗教得以传播，思想空前解放，统治者（除唐武宗曾有灭佛之举）基本只倡导什么，而不钳制什么。加之唐代科举制度广泛推行，考前考生得向名人投献自己的诗文（当时称“行卷”），甚至考排律，这客观上也推动了唐诗的兴盛。

从文学角度而言，唐诗继承了《诗经》以来近二千年的诗歌创作的经验和优良传统。五七音近体（格律）诗的成熟使唐诗较之前代有了崭新的表现形式，一般认为五律到沈（佺期）、宋（之问）时已定型，七律到杜甫才最终定型（杜诗七律则仍有少量失粘、失对或拗句）。七言古诗中的歌行体盛行，也使唐诗的表现力有所增强。所谓歌行，本由乐府而来，“由乐府诗发展为古体诗中独立的一体”，其特点是不入乐，也不沿袭乐府古题，采用五七言或杂言，音节格律要求自由，篇幅可长可短。《唐诗三百首》共八卷，五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均为一卷，独七言古诗多达三卷（有一卷专收七言乐府），这不能不说与歌行兴盛有关，其中名篇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兵车行》等皆然。到中唐时，更出现一种“元和体”，在歌行中杂入许多律句、对仗句，几句一换韵，其中每四句常是一首律绝，如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等为其代表作。唐代的诗歌理论对唐诗的兴盛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如陈子昂反对齐梁诗风的理论、白居易的新乐府理论，推动当时诗歌创作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

唐代历时290年，流传至今的诗远远超过以前1700年之总和，据《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编》两书统计，有诗53035首，诗人3276个。陈尚君教授《全唐诗续拾》又补诗4300余首，涉及作者1000余人，剔除重复人名和诗作，唐诗总量为55000余首，作者3500余人。其中能开宗立派的重点诗人达20余人，著名诗人100余人。同时涌现出李白、杜甫等超一流的大诗人，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杰出代表。

唐诗就形式而言，也集齐大成，古体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七言还发展为歌行体，中唐又发展为元和体，乐府又发展为新题乐府。尤其是五言律绝，到唐代定型，成为官定考试及竞赛的诗体，人人能作，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六言诗、词在唐代也时有创作，至五代时词已蔚为大国。

唐代诗人敢于直面世界，直面人生，思想内容充实，其中如杜甫、白居易、张籍、王建、李绅及晚唐一些诗人，继承《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许多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诗句，对社会的矛盾，统治者的腐败堕落，人民的深重灾难都有真实而深刻的反映。杜诗被称为“诗史”便是明证。也有如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李益、卢纶等一大批边塞诗人，既歌颂边塞将士艰苦卓绝的战争生活，对穷兵黩武的最高统治者也不乏鞭笞与讽刺。还有更多亲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的诗人，以亲身所历，亲耳所闻，记录下许多家国和身世的辛酸。而以李白为代表的诗人，以豪迈的诗歌歌唱理想、歌唱豪情逸兴，成为“盛唐”之音的主旋律。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储光羲为代表的诗人，淡于功名，流连山水田园生活，也写下了许多美学价值极高的诗篇……

对唐诗的成就，胡应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诗歌的各种艺术手法，至唐也已臻于完备，司空图归结为《二十四诗品》，虽主要就艺术风格而言，实际也是对唐诗艺术的全面总结。

中国文学分为韵文（诗、词、曲、赋）、散文（散文、小说等）两大类。而韵文又分齐言与杂言两条发展线索：

齐言：四言（诗经）—五言—七言（另有少量六言）

杂言：古歌谣—楚辞—乐府—词—曲—有韵新诗

词是杂言诗（乐府）格律化后的产物。它是格律化的杂言诗，它与格律诗几乎是同时孕育发展起来的（均可追溯到六朝的齐梁时期），但它的兴盛却晚得多。词在古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心目中地位要低得多，不仅科举考试与词无缘，唐代多数知识分子也很少涉足这一领域。温庭筠之前，不仅没有专业词人，写词较多的作家也没有，大家充其量只是以诗之余作词。到晚唐五代时，由于温韦及南唐二主的介入，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词产生的早期，其反映生活的面还是较为广阔的，敦煌词便是如此。虽然它距离俞平伯先生说的“广深”还有较大距离，但与后来词走的“狭深”道路比，它并未把自己圈的太死。

词虽与格律诗几乎同时起步，其成熟之作却至少到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时才出现，此后刘长卿、韦应物、张志和都有一二名作传世，但直到中唐后期白居易、刘禹锡、王建等加入进来，才开始成点气候，而且有了刘、白同题唱和之作。

“花间词”尽管在后世遭遇多少批评，它却为五代、宋的文人词发展大致规范了其题材、风格、发展的道路，温韦成了历代文人词的鼻祖，婉约成了词之正宗，反之苏辛词则成了“别调”，下至明清，这一情况也未有根本改变。花间、南唐两个词的创作高峰，展示了词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有才能的诗人纷纷涉及词的领域，到了宋代完全不写词的诗人便不多了。既是大诗人，又是大词人的便不在少数。

宋代历时310年，是自汉末以迄明清最长的一个朝代。它的建立，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主弱臣强，藩镇割据，“残民如草，易君如棋”的局面。

宋代采取削弱节度使权力的方法，把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中央，用文臣知州事，用通判来掌管军政民政，在各路设转运使来掌管财权，选各道精兵送京城充禁旅，使将领不专领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只管民政；又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又增大御史台、谏院部门长官的权力，作为皇帝的耳目。又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分领。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皇权，既无藩镇，亦无强臣，朝廷的统治大大巩固，除南宋时发生过一次苗傅、刘正彦之乱，没有其他政变。由于兵将分离、内外相维、守内虚外等一系列政策，也导致国防空虚，先后受制于辽、西夏、金和元。

宋代优待知识分子，广开科举。唐代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放进士几500人，比旧20倍，使中下层地主阶级士子有更多可能进入仕途。优待文臣，除俸钱禄米外，又有职钱和职田。宋的疆域小于唐（南宋更小），“官五倍于旧”。

宋朝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不让地方对抗中央。司马光论正统曰：“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谓之王。”宋代道学家又提出“道统”说，散文家又倡“文统”说。道统、文统虽首倡于韩愈，而行于宋。

重文人促进宋代科学文化的高度发达。我国古代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均出于宋代。思想的钳制，使宋代不少文学家都有过坐牢的经历，导致与官场密切的文体，如散文、诗歌较多受这些思想的束缚，而“词为小道”、“词为艳科”，在宋代统治者及士大夫心中，词不登大雅之堂，也就不在上述思想禁锢之列，加之宋词题材“狭深”的特点，因而士大夫厌倦了诗文中的官样文章之后，均到词的领域来放松一番，一试身手，驰骋情感，施展文才。唐诗在诗的领域树起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宋诗虽流传至今的作品总量远超过唐诗，且以筋骨思理见胜，苏轼等人的才气并不在李、杜、韩、白之下，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其成就则远逊于唐诗。相反词却较少受统治思想的影响。明清时（特别是明代），文字狱极为盛行，得以特别兴盛的只剩下不为统治者看重的小说和戏剧（《四库全书》完全不收）。

宋代国势削弱，外族欺凌，词人怀抱抗敌立功之心抒发报国之情，南宋时更痛心家国之沦亡。这些方面词并不逊色于诗，岳飞的《满江红》使人振聋发聩，诗中还难以找出与之匹敌的篇章。

宋代士大夫对音乐的爱好及其能自度曲也大大丰富了词的表现能力。柳永集中慢词几达三分之二，多为自创。张先也自创过许多慢词。周邦彦也是精通词乐的高手，也自创不少词调。南宋时姜夔至今还有十七首留下工尺谱，是流传至今的宋词仅有的词乐。姜夔、史达祖、吴文英也都能自度曲。据说杨缵、冯艾子也能自度曲，可惜很少作品流传至今。

以上种种，使词在宋代得以生长、发育、并长成参天大树。

词行诗道，诗词艺术是难以完全分清彼此的。

北宋词虽有柳永、张先之慢词，苏轼对词之大胆革新，但北宋仍以晏殊、欧阳修、秦观、晏几道、周邦彦为代表的婉约词人为主流。南宋虽有南渡词人、辛派爱国词，周邦彦格律派仍有较大影响。

两宋词题材不及唐诗开阔，虽经柳永、苏轼的拓展，但反映民生疾苦、叙事（如《长恨歌》），写战争动乱等方面，较之唐诗少很多。然而写爱情、相思别离、风花雪月，或咏物等方面，不仅较之唐诗毫不逊色，甚至更为成功。词为长短句，可以重章复沓；而且词调众多（《词谱》收800多调，2700多体），有的高亢，有的愤激，更多的婉转悠扬，适合抒发各种感情；字数也长短悬殊，从14字到240字，因而有很强的表现力。宋人将词的长处发挥到极点，取得极大的成就。

宋词虽成就很高，但总量不多，勉强凑足两万之数。宋词以婉约为主流。“婉约”是词的当行本色。“豪放”是别调。婉约词题材较狭窄，大多是爱情、离别、思乡、咏物等传统内容，语言流丽而典雅，音韵谐婉而妩媚，有一唱三叹之致，却易陷于贫弱或为文造情。豪放之作在饱经政治沧桑或身经家国之变的作者笔下，或作金戈铁马之声，或指画山河，作激浊扬清之论，但易流于叫嚣，而有粗俗之病。两宋词坛，名家辈出，堪称大家者，指不胜屈。北宋柳永、晏殊、欧阳修、晏几道、贺铸、周邦彦及南宋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堪称婉约正宗。而苏轼、陆游、张孝祥、辛弃疾、刘克庄、刘过、蒋捷，则属豪放别派，将两宋词坛打扮的花团锦簇，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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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词鉴赏》——畅销二十年的经典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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