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先生的学术遗言

叶廷芳先生的学术遗言

德语文学研究专家叶廷芳先生(1936-2021)。 （CFP/图）

在中国文化界，廷芳先生是以正直敢言而著称的，他的经典形象，是一顶黑礼帽，一身黑呢衣，老年绅士，风度翩翩。这或许应归功于他的美学素养，有一种自觉的审美感。作为一名残疾人，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庄敬自强，确实是让人不得不佩服的。在我印象中，他似乎从未因此而求助他人。甚至是单手骑车，引吭高歌，潇洒行路，徒步登山，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气概？他的独臂，其实也象征了一种英雄形象，当然不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帝王，而是可以竞逐于精神世界的纸上英雄。

儒家三不朽之谓“立言、立功、立德”，这对于进入社会分工细密的现代人来说其实已经很难做到，因为一个人很难在不同的领域同时都成就非凡。但若将其标准做一些拓宽，我以为廷芳先生是难得的能接近这个尺度的平凡人。

作为学者，立言是其工作的本色。很多时候学术在已成为名利场的雕饰，真能坚守底线者堪称凤毛麟角。廷芳先生的译作不算多，但别具慧眼，其率先从德语原文翻译卡夫卡，并赋予其在中国文化场域特别的文学史意义，其影响力是相当之广和深的；其他如对迪伦马特的译介，也同样具有发凡起例的功用，在戏剧界的接受尤其明显。这正如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样，由翻译而研究，对于卡夫卡固然是确立了权威性的地位；即便是偶在布莱希特领域涉足，其论点也是颇能自立不凡，值得重视。当然，总体来说，对于第三代学人的学术成就，评价不必太高，这也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而就日耳曼语文学来说，廷芳先生显然是很突出和有特色的一位，这也是他作为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而得到学界广泛尊重的原因。

立功之论，本当是对于将帅元勋之类的评判，尤其是像王阳明、曾国藩这样的三不朽并立的大人物的锦上添花，在现代以后基本不太现实了。但若拓展其概念为对公益事业的担当和成绩，则廷芳先生确实是卓有贡献的。如果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种作为就更显出其可贵的面相，譬如执著地坚持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从人伦角度提出恢复“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方针，并坚守立场不退；再如对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的介入，反对“三看”原则而要求“三反”，提出“只有世界的，才是中国的”，支持中标的法国人安德鲁的方案；还有对圆明园遗址的捍卫，即反对重修圆明园，要求“不要触动那片沧桑的废墟”，因为“废墟也是一种美！”所有这些，都与其人文学养和美学立场密切相关。而这样的以专业知识介入公共事务的作为，才当得起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之称谓，有公益之心，借专业学识，行报国之志。书生报国，张弛有度。即便说他是千军万马中捍卫文化审美的知识勇士，当不为过！

我特别想提及的，是廷芳先生的立德，尤其是对于本学科和学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与那些顶着各类光环、谋得各种利益却言不及义、蝇营狗苟的所谓名家大师相比，廷芳先生最大的意义，或许就是书写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形象，当得起学者二字。先生也不是完全地能够超然，总觉得有些可惜，尤其是朋侪都能顶上那些耀眼的头衔，他又如何不及了？我总是安慰他说，这些在学术史上实在是算不了什么的。但他也明白自己的选择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也还是淡定的，洒脱的，只是聊作谈资略泄块垒而已。当然他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诸如苏黎世大学的荣誉博士、国际歌德学会的荣誉会员之类，但在我看来，这些其实真是没那么重要。

此世的荣誉太多，头衔过滥，但真能以其学品人格获得学人发自内心尊重的学者则凤毛麟角，甚至极为罕见，而廷芳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在学科之中具有真正的学术“大德”者，他对学术的尊重，对知识的渴求，对同行的真诚，对后辈的爱护，都深入人心。他也曾说起过他在面对困境时的态度，就是坚持，躲着总可以吧。

当然，老叶也绝非完人，他也不乏迂的方面。尤其是在致力于社会活动方面，有时迹近偏执，去筹资、去请人、去张罗……但也就是他这样的“不畏艰险”，才能成就诸如“首都各界纪念席勒逝世200周年大会”（2005年）、“文化史视域里的歌德、席勒及德国古典时代”学术研讨会（2009年）这类大规模的活动，并赋予其学术性。虽然我始终认为一个学者去做这样的事情，未免距离本职略远，但确实也不得不佩服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执著与能量！他始终耿耿于怀的，是未能完成他的卡夫卡研究，作为一个学者，他是“未完成时”。这并不难理解，人的精力本就有限，更何况对于一位年过耄耋的残疾老人？但老叶是勇于自责的，他曾颇为戒惧地问我，究竟会怎样在学术史上为他盖棺论定？我想他最在意的，可能还是自己作为日耳曼学研究者的身份。

叶廷芳先生的随笔自选集《西风故道》书影。

老叶是很好学的，我曾目睹他参加一个国际性的符号学研讨会，那么认真地坐在那里从头到尾地听会。他对那些陌生的知识始终葆有着好奇心，可谓是“好学不倦”；他也曾不厌其烦地向我查证各种引文的出处；2021年我请教他关于布莱希特与卡夫卡的关系时，他还发邮件说：“谢谢你发来Benjamin对Brecht谈论Kafka的这段重要记述，弥补了我的专业知识的缺陷。”以如此老病衰颓之身，而对学术新知仍葆有如此的新奇敏锐感，这种学术谦虚和气象是令人不得不敬佩的。

社科院能产生这样的学者，是社科院的荣耀，学问倒在其次，人格灼灼生光！社科院有多重面向，而廷芳先生无疑是可以赋予其光荣的学者，这种真正的学者是并不多见的，而各种帽子头衔在其人格之下只能见出其“小”来！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一时的纪念缅怀固然需要，但对于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界，或者日耳曼学界来说，更值得做的，应是将先生的志业承继下去。记得廷芳先生曾做过一个关于《中国德语文学的现状与展望》的主题发言，其中对代际承接有这么一段论述：“……在中年一代的日耳曼文学研究学者当中，有才华、有前途的人才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如今，当我们这一代人即将历史地、遗憾地走完全程的时候，看到你们蓬勃地崛起，感到由衷的喜悦。因为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地感到，中国的人文科学，特别是靠外文运作的人文科学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状况，除个别外，是很难有更大作为的。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绝大多数都没有出国深造的机会，吸收的信息和资料相当有限而且片面，科学要成为科学，必须综合全人类的智慧结晶，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在多元视野下进行自由选择和探索，才有可能。没有这个前提，就休想成为真正的学者。”这番话不但意味深长，而且高瞻远瞩，如今看来，则不妨视作先生作为学科领袖的“学术遗言”，其深刻的自剖意识、坦率的背景分析、沉重的经验总结、智慧的策略建议，都会对有心人起到思路启迪、精神引领，甚至茅塞顿开的功用，端在于来者是否用心会意。

我觉得很幸运，能与廷芳先生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虽谈不上朝夕相处，但确实耳提面命，获益良多。特别是在治学的格局和眼光上，启我良多。对于德国古典时代，尤其是歌德、席勒的研究，若无他的提示，我想我恐怕很难在青年时代就迅速地进入状态，并借之以为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有所创发。我想指出的是，这也是一种学术史的贡献，能示后学以门径，导来者以轨辙。廷芳先生对德国古典时代，尤其是歌德、席勒是有自己独特见地的：“歌德、席勒所追求的‘人’，是精神结构全面、思想情感丰富、审美情操高雅、伦理道德高尚的人，是歌德通过浮士德说出的‘用我的精神掌握最高和最深的道理，把人类的祸福都集中在他的胸中’的‘全人’（All-Mensch）。”应该说努力把握了他们的思想价值之精华，他还强调：“两位智者都是因为放眼世界，拥抱人类，并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当作最高的价值追求，故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观察、思考和发现问题。”这种站在宏观人类史立场对于文学研究对象的提升，是并不易见的，也是非有大关怀而不能洞见，不能为之的。而这种具备思想史高度的全人意识和世界胸怀，其实既是德国古典时代精英的共识，也具有更深刻的普遍性。

廷芳先生不仅是在学术人格意义上能立得住的，而且也是具有学术战略眼光的学科领军者，他给我们留下的学术史财富，仍然值得整理与总结，譬如《叶廷芳全集》的编辑整理是否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他的学术思想遗产，也值得深入打捞与发掘，我以为先生的学行和学思都值得学者好好研究，当然也是研究生可以借之入门的上佳学术窗口之一。

叶隽